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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6月24日，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，一桩涉及职务侵占的案件公开审理，庭审进入第一天。
一场被媒体渲染为资本大佬与昔日爱将的决裂，因其代理律师阵容的豪华，吸引了整个法律界的目光。控辩双方的席位上，坐着法律界一众声名显赫的人物。
被告的辩护律师认为，法院刻意安排了小法庭，几十个旁听席位对于一场公众瞩目的审判而言，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开。
这场关于旁听权的辩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。最终，法庭无奈休庭。半小时后，争论依旧。
下午4点，法官决定，今天的庭审到此为止。第二天，法院增设了视频旁听室，席位增加到了四十个。
为了腾出这个法庭，公告栏上数起原本定于此处的民事案件，开庭地点被临时做了改动。
一位辩护律师称，他之所以出现在法庭，是凭感觉来的。因为法院只在6月20日晚上7点33分给他发了一条开庭通知短信，而他本人并未书面同意接受电子送达。
上午的庭审时间，几乎完全被被告宁远喜一人占据。这位曾经执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对案情的阐述甚至比他自己的律师还要详尽。
他详细论述了同案被告温惠的人大代表资格罢免程序是如何不规范，她的有罪供述是如何因被疲劳审讯、高温烘烤而应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。他的讲述充满了法律术语和程序正义的细节，仿佛他不是在接受审判，而是在进行一场法学公开课。
第二天，法庭将所有时间再次交给了宁远喜。他似乎已将这里当成自己的主场，在正式发言前，他询问法庭：
法官提醒他进入正题后，他又转向自己的律师席，要求律师确认旁听席位是否安排妥当。
在持续数小时的发言里，宁远喜反复强调一个主题：这是一起典型的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案件，是地方财阀与权力勾结对他进行的迫害。
与宁远喜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同案的温惠。在她的讲述中，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场景。
2022年7月，盛夏，侦查人员开车带她去医院。途中车辆故障，停在路边。她被独自留在车里一个多小时，承受着高温烘烤。宁远喜曾就此要求法庭进行侦查实验，以验证当时车内的温度。
在她的讲述中，一些细节显得尤为特别。比如，她认为法庭餐食里的一点虾米，是有人想：
又比如，辩方多次主张的她在羁押期间未被保障正常饮食，在她的描述里，是侦查人员在酒店点了一桌子菜，而她：
庭审进入第五天，控辩双方的交锋终于触及了案件的核心。神秘的“客家话录音”被提及，这段被辩方视为可以“一举揭示本案最隐秘真相”的证据，法庭同意安排翻译人员在后续环节进行播放和翻译。
随后，宁远喜开始针对起诉书的指控发表意见。他再次重申，本案根本没有任何犯罪事实。
指控主要有两项。其一，是宁远喜被控通过一家名为“宝献公司”的企业，侵占了被害单位930万元。这笔钱的名义，是财务顾问费。
宁远喜的说法是，这是集团老板叶华能私下许诺给他的个人奖励，用于一笔难度极高的融资。之所以通过顾问公司的形式支付，是为了合理避税。
另一项指控，是他通过其实际控制的“大中公司”，购买了公司名下一处房产。成交价是1500万元，而这处房产的课税价：
至于为何要通过一家自己暗中控制的公司来购买，他表示是为了规避关联交易的披露麻烦。
她承认自己是这笔房产交易的经手人，但对房产的前手交易价格、具体由哪家公司持有、剩余产权年限、乃至当时的出租情况和租金收益，她都表示一概不知。
她也承认，房产过户时，房管局曾因价格异常而提出过提示，但她同样表示不清楚。
而这家用于购买房产的“大中公司”，工商登记的材料显示，其注册资本50万元，是由温惠安排一位侯姓人士的身份证注册的，她称注册资本由宁远喜转给她，她再转给侯某。但这家公司由谁实际控制，温惠的回答是：
法庭上，诉讼代理人向温惠出示了她与宁远喜的聊天记录。其中，宁远喜曾向她发送消息：
谎言千遍成真理……向关键人传递关键信息……发挥你的独特作用……替宁远喜赢回去。
诉讼代理人再次发问，聊天记录显示，温惠曾两次称呼老板叶华能为“老货”，为何要贬损他？
宁远喜、温惠案庭审的第十二天，法庭的聚光灯，打在温惠的两名辩护人身上。他们开始对公诉人前一日出示的证据，逐一进行质证。
辩护人首先对证据的来源提出了疑问。这张回单由银行出具给付款方大中公司，但提交给法庭的，却是宝丽华公司的邹孟红。大中公司与宝丽华并无关联，邹孟红如何能知晓并获得这张属于他人的凭证，这不合情理。辩护人暗示，证据或是人为制造。
在辩方看来，更令人费解的是时间线。最初，邹孟红控告宁远喜涉嫌诈骗，报案材料里只字未提房产。在她提交这张回单前的两次笔录中，也从未提及侵占。直到3月10日，她交出了这张银行回单，却又等了6天，才以侵占房产的名义再次报案。这个时间差，在辩护人看来，违背常理。
回单本身也令辩方疑惑。票据上显示，这是第二次补打。但邹孟红并非大中公司的员工，按理说没有资格要求银行出具。公安机关未对此异常情况进行调查。
辩护人由此引出一个推论：邹孟红是宝丽华的员工，她能拿到这张回单，恰恰说明宝丽华对这笔房产交易知情。既然知情，这笔交易便不是宁远喜的擅自处置。
面对辩护方层层递进的推论，被害公司的回应显得异常平静。他们没有陷入“如何拿到回单”的细节纠缠，而是直接釜底抽薪，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。
被害公司诉讼代理人强调，回单的客观真实性没有争议，它准确记录了一笔资金往来。至于它的来源，只要获取方式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，那么这份证据的合法性就没有问题。
紧接着，他们抛出了一个足以重构整个事件叙事逻辑的关键身份，邹孟红至今仍是宝新能源的董事。
作为受害公司的董事，邹孟红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公司利益。因此，她去调查并提供一份关乎公司财产被侵占的关键证据，并非不合情理，而是行为合理的：
最初报案可能只是基于初步发现，而在调查过程中，新的线索，也就是这张银行回单浮出水面，指向了性质更严重的职务侵占。因此：
辩护人指出，这份由税务机关采信、作为指控基础的评估报告，没有评估单位的营业执照，没有评估人的资质证书。出具报告的单位，如今已不复存在。两名评估师，一人签名，另一人盖章。这不符合规范。
接着，辩护人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。他说，评估过程未经实地查勘，形式严重不合法。而且，案涉房产交易时房龄已达20年。
逻辑的链条延伸至宝新能源的董事长权限。辩护人称，公司章程赋予了董事长处置资产的权力。既然有权处置，那么无论是贱卖、捐献，甚至是白送，都属于董事长的职权范围。
他们认为，宝新能源与其子公司之间的房产交易，属于内部转让，好比父亲与儿子。
而宁远喜与温惠，利用职务便利，将这处房产低价转让给他们实际控制的大中公司，则好比是家里的保镖和保姆，联手把主家的财产转移了出去。
诉讼代理人补充说，除了那份被辩护人攻击的3038万元评估报告，还有另外三份价格可供参考。
合议庭短暂休议后，采纳了后者的观点，宣布已审核被害单位的委托材料，诉讼代理人可以继续参加庭审。
庭审后一日，宁远喜的第一辩护人接过话头。他强调，本案的关键在于，宝新能源处理这处房产时，母公司追求盈利，与子公司间的交易也需遵循市场规则。不能因为大中公司与宁远喜有关联，就否定交易的合法性。
他向法庭发问，事实上，当时并没有人愿意以3000万的价格购买这处房产，即使是公诉人自己，想必也不会买。
辩护人随后抛出了己方的核心证据——一份由宝新能源时任财务总监丁珍珍手写的“房屋租赁台账”。这份公司内部文件显示，该房产的综合评估价值为1620万元。这个数字，与1500万的最终售价相差无几。
辩护人称，这份台账的形成，远早于大中公司的成立。定价在前，交易在后，一切都经过了公司内部的决议和公告。
关于温惠，她的辩护律师则指出，她以母亲名义在同一栋楼购买的其他商铺，虽单价更高，但位于一楼，与案涉的二楼物业没有可比性。二楼因停车不便、面积过大，并不好租。
2025年8月16日，宁远喜与温惠案公开庭审的第二十天。法庭上，讨论的焦点逐渐集中。
这宗交易是否构成职务侵占，取决于两个最基本的问题：价格是否合理？手段是否合法？
控辩双方在一件事上没有争议：宁远喜确实通过大中公司，以1500万元的价格，买走了这处房产。
她曾写下亲笔信，请求丈夫向公司主席叶华能求情，也曾递交悔过书，为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。但在法庭上，她对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给出了新的解释。
她说，自己长期处在压力之下，办案人员的反复思想工作让她难以承受。她分不清“撤案”和“缓刑”的区别，为了早日回家，她选择配合办案人员的要求写下那些文字。
办案人员让她指证宁远喜，她照做了；办案人员让她说什么，她便说什么。她甚至认为，办案人员为她传递家书的行为，本身就是一种违规的诱导。
在辩护方的描述中，叶华能是一位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人物。他的权力渗透到公司的每一个毛孔，大到战略转型，小到日常开销。
而宁远喜在内的所有高管，都只是摆在办公位上的纸人，是没有决策权的执行者。
因此，这笔1500万的房产交易，从决策到定价，都是叶华能一人的意志。宁远喜只是一个听从指令的丫鬟，恰好腰里别着钥匙：
宁远喜也承认，他在许多文件上的签字只是一种“形式”，是作为挂名董事长的必要流程。
而第二个支点，则更为宏大。辩护方认为，整个案件的源头，是梅县当地，一手炮制出的冤案。
在这个前提下，所有对宁远喜不利的供述，无论是他自己的，还是温惠及其他证人的，都源于胁迫与诱骗，是“阶段性的供述”，必须全部排除。
因为大环境已经被污染，所以从这片土地上收集到的所有证据，自然也都失去了可信度。
辩护方的新观点是，这笔交易并非秘密进行。它明确记载于宝新能源2014年的半年报及年报中，出现过“大中公司”的名字，也列出了1500万的金额。这份财报经过了层层审核，从财务部门到董事会，再到独立的审计机构，没有人提出异议。
既然交易信息是公开透明的，所有相关人员都曾过目，又何来“秘密窃取”一说？
一个窃贼深夜闯入独居老太的房间，当着老太的面拿走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。老太因为恐惧，全程不敢吱声，只是睁眼看着。窃贼也知道老太在看他，但他没有停手。这个过程足够“公开”，毫无秘密可言，但法律会因此认为这种行为无罪吗？
在合并财务报表的“前五名客户营业收入情况”一栏中，“梅州大中地产管理有限公司”的名字赫然在列，对应的金额是1500万元。仅此而已：
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同一份财报中，另一宗名为“山水城”的地产项目出售案，得到了极为详尽的披露。该项目：
一笔上亿的交易，被放在聚光灯下反复检视。而另一笔1500万的交易，则像一张没有地址的电影票根，静静躺在角落。
控方出示了多份文件，试图证明1500万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价格。梅县税务部门为这处房产核定的计税价是3038万；德高公司的评估价是3532万；而大中公司用它做抵押，从银行获得了2400万的贷款，彼时的贷款评估价更是高达4278万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到手后的七年里，这处房产为大中公司带来了超过1400万的租金收益：
他们认为，税务计税价和评估价均无证据效力，不能作为定罪依据。至于那笔高额贷款，辩护律师解释，这并非完全基于房产价值，而是因为银行认可宁远喜和温惠的个人信用。
据称，两人是当地龙头企业的高管，共同持有梅州唯三的黑金百夫长信用卡中的两张。个人信用价值千万。
这个解释又引出了新的疑问。既然两人拥有如此之高的个人信用，为何不直接申请一笔个人贷款，而要费尽周折地注册公司、隐名代持，用一笔复杂的房产交易来获取资金？相比之下，前者显然：
对于高额的租金回报，辩护方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一位辩护人提出，在2014年，民间借贷的年化利率最高可达36%，三年就能回本。相比之下，大中公司用七年时间才收回成本，收益率并不算惊人。
如果一个商人能轻易通过放贷获得36%的年化收益，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地将1500万现金投入一处固定资产，去追求一个远低于此的回报率？
庭审现场，温惠的辩护人率先发言。他的目光没有直接投向公诉席，而是扫过被告席上的宁远喜。他提到，从侦查到一审、二审，再到如今的发回重审：
当公司资料被一一展示后，宁远喜才首次承认，大中公司是他的。辩护人说，宁远喜的这个转变，让他五味杂陈。
如果不是宁远喜最初的拉扯，温惠不会从最初的帮凶身份，一步步沦为今天的从犯。
温惠的另一位辩护人则将矛头对准了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本身。他指出，宝新能源的内部控制手册，公诉人只摘取了只言片语，并未出示实体文本。
辩护人还提到，宝新能源的年报清晰地记载了大中公司以及1500万元的交易信息。这份年报经过了编制、内审、审计、董事会审议等一系列严格程序，期间无人提出任何异议。
在辩护律师的质证结束后，法庭的焦点，迅速转向了另一起指控：一笔高达930万元的财务顾问费。
资金的流向清晰而曲折：930万元进入宁远喜控制的宝献公司后，其中320万元流向了他的另一家公司——大中公司，随后又有230万元：
宝丽华公司的员工回忆，当时是温惠填写了付款审批单，并告知财务人员，老板叶华能已经知晓此事。一个关键的细节是，在支付这笔款项期间，宝丽华的实际控制人叶华能，其出入境记录显示，人正在：
为了证明付款审批单的真实性，公诉人出示了一份关键物证的原件，以及一份红外线检测报告。
2025年8月21日上午，宁远喜结束了对最后两位证人证言的质证。他对法庭重申了两个坚如磐石的主张：宝丽华公司的所有付款，最终审批权都在叶华能手里；温惠在任何单据上的签名，都只是代替叶华能行使的形式。
他认为，这些言辞证据相互矛盾，前后不一，是叶华能的下属们被组织起来的伪证，目的是为了构陷。他提醒法庭，在本案中，书面证据才是王道。
呈现在众人面前的，是五份宝丽华公司的付款报批单。它们的共同点是，在审批人一栏：
第一张是支付税款的单据。他先是质疑了签名的真实性，随后又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。他认为，税款是必须缴纳的强制性费用。
在他看来，这和缴税一样，都是必须履行的义务，谁签字都一样，签不签字都要付。
接下来是几张宝丽华向子公司划拨款项的单据。他解释说，这属于公司内部的资金往来。
为了支撑自己“所有付款必须经叶华能审批”的核心原则，宁远喜建立了一套精密的：
他将那些仅有温惠签名的付款单，分门别类地归入了“强制性费用”、“刚性兑付”和“内部划转”等无需最终审批人签字的范畴。
对工作群聊天记录的质证没有花费太多时间。宁远喜对每一段对话都做了详尽的分析，即便：
他逐条论证，这些内容同样无法证明温惠拥有独立的财务审批权。旁听席上有人觉得，他对公司财务细节的熟悉程度，听起来像是真正的掌控者。
当那张争议核心的930万元付款报批单原件被法警呈现在眼前时，庭审气氛变得有些凝重。据称，宁远喜双手紧握，凝视着这张决定了他三年多命运的纸。
他的核心观点只有一个：无论是照片还是原件，叶华能的签字压痕都清晰可见，肉眼可见。
他解释了自己最初保持零口供的原因，称其为一种对抗，认为自己受到了刑事迫害。他将自己后来的供述，定义为：
在这些材料里，温惠描绘了另一番景象。她说，宁远喜曾告诉她，放款机构都有收取顾问费的惯例，并许诺：
他让她配合，如果叶华能问起，就说这笔钱是江西银行要收的。温惠承认，因为和宁远喜二十多年的同事关系，以及对方声称自己资金紧张，她帮着隐瞒了叶华能。
对于温惠的这些陈述，宁远喜全部予以否认，称这是温惠在公安诱导下编造的故事。
轮到温惠发表质证意见时，她坚称自己无罪，也未从930万元中获得任何利益。她提出，那份关键的财务顾问合同签署之日恰好是她的生日，但那天她本人远在深圳，并不在梅州。
她认为，是财务人员李艳擦掉了报批单上的签字，并藏匿了合同，她自己没有帮助宁远喜侵占公司财产的动机。
宁远喜、温惠案的庭审原定于2025年8月22日结束。但法庭的进度显然没有跟上日程，审判将继续延长。
温惠称，部分工资单上没有高管签字，真实性存疑。她认为叶华能可以随意调整员工岗位，这才是实际控制人的表现。她还补充道，单独发放奖金，符合此人的行事风格。
她提出，公司制度从未要求所有报批单都需经总经理审批。那张关键的930万元报批单，虽由她填写，但上面并没有她的签名。
她承认自己保管着公司公章和法人章直到2021年，但强调，所有用印都必须经过叶华能的批准，她本人并无审批权。
至于检方提到的合同不见了，温惠给出的解释是，并非没有合同，而是被一个叫李艳的同事藏匿了起来。
当法庭开始质证李艳的证言时，温惠的情绪明显起了变化。在她的辩护人发言前，她一度抽泣，并反复强调：
然后，她用一种让旁听席众人始料未及的逻辑，全盘否定了李艳证言的真实性。她解释说：
她称自己只填写了单据，并未签名，当天便交给了李艳。在她看来，这笔钱必然是叶华能直接安排支付的。因为按照李艳的经验，绝不会凭一张无人签字的单据就付款。
她还表示，自己没有动机去隐藏合同与发票，是李艳将它们藏了起来。至于这930万元到底是什么费用，她并不清楚，只是奉叶华能之命行事。
最后，她指着物证原件说，付款单的左下角有被擦拭的痕迹。她推测，那里原本很可能是叶华能的签名，后来被李艳擦掉了。
温惠的质证环节告一段落，她的第一辩护人开始发表意见。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，他试图从根基上动摇整个案件的指控。
他指出，本案的核心并非一笔传统贷款。宝丽华公司与江西银行之间，没有直接的信贷合同。宝丽华获得的3.1亿元资金，实际来源于广发证券的资产管理计划。整个交易的法律关系，由宝丽华、广发证券资管以及广发证券三方构成。
这个论断引出一个关键推论：既然宝丽华的钱不是直接从江西银行借的，那它也就不存在向江西银行支付利息的义务。如此一来，那笔所谓支付给江西银行的“财务顾问费”，其事实基础便不复存在。
这套复杂的金融操作，正是宁远喜一度引以为豪的杰作。在那个年代，宝丽华自身融资无门，宁远喜认为，是自己凭借其在金融圈的人脉与知识，串联起银行、券商、资管等四家不同类型的机构，设计出一套精巧的结构，最终为公司输送了3.1亿元的资金。
在2018年《资管新规》出台之前，金融业态充满了创新的空间。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嵌套，资本可以合法地绕开单一机构的业务限制，从资金充裕的一方，流向急需资金的另一方。
资金从江西银行出发，经由几家机构搭建的法律通道，最终抵达了宝丽华的账户。
后来的监管文件，如《资管新规》和《九民纪要》，将这类业务定义为通道业务，并要求进行穿透式审视，即剥开合同的外壳，探究交易的真实目的与最终的资金流向。
尽管旧案不能用新规审判，但这无疑为理解当年的交易提供了一种思路。无论法律形式如何包装，钱确实从江西银行出来，最后也回到了江西银行去。
法庭上的辩论，从宫廷内斗的叙事，到金融结构的解构，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更朴素的问题上来。
那笔以财务顾问费为名，付到宁远喜隐名控制的公司账户里的930万元，到底是不是给宁远喜个人的奖励？
法庭里，控辩双方、法官、被告人、旁听者，在长达26天的唇枪舌剑后，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：
案件的每个细节都被反复咀嚼，如同在一部慢放了无数遍的黑白电影里寻找新的像素点。辩护律师们也开始感到词穷。
下午，庭审的沉闷被打破。宁远喜的第二辩护人发言完毕后，话锋一转。他向法官建议，这场审判没必要再继续了：
他说他感到不安。几天前，有诉讼代理人提及宁远喜一笔930万元收入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。他想知道，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在法庭之外，已经有人笃定被告人必将获罪？
这种怀疑论调并不孤单。温惠的辩护律师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困惑。最初，这套将一切归咎于外部力量的叙事，还只是两名被告人的辩护策略。现在，它成了律师们的终极武器。
他说，温惠与这位证人同期入职，温惠后来升任总经理，证人却只在会计岗位上退休。悬殊的职业差距，让后者妒由心生，于是抓住机会，诬告陷害。
在一片喧嚣中，温惠律师的一个新观点，几乎被人忽略。他提出，关于那930万元的支付，如果老板和财务人员都陷入了错误认识，那么温惠也只是同样陷入了：
26天的审理，最终还是卡在了一张付款单上。单据上，一处被涂抹掉的签名依稀可辨。
从庭审中可知，担任宝新能源董事长期间，宁远喜将公司房产卖给了自己实际控制的大中公司。
担任宝丽华党委书记时，他又让公司支付930万元给另一家自己实际控制的宝献公司。这些交易：
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是：交易发生时，宝新能源和宝丽华的股东们，并不知道交易的另一方，就是他们的董事长宁远喜。宁远喜本人也承认，为了避免关联交易的麻烦，他：
二十六天的喧嚣落幕，法庭的灯光熄灭，但人性的剧场却未曾散场。庭上滔滔不绝的自我辩护，与其说是为了澄清事实，不如说是一场记忆魔术。
当责任追来时，记忆便衰老、麻木，退化成一团混沌的浓雾，只剩下三个词：不清楚、记不清、不知道。
那数千万的交易，那暗中控制的公司，那作为经手人的身份，都成了可以随意丢弃的破旧行囊，仿佛与自己从无干系。
然而，当功勋需要认领时，记忆又会奇迹般地复活，并且变得比水晶还要清晰透亮。
那笔“难度极高”的融资，那串联起四家机构的“精巧设计”，那作为地方龙头企业高管的“千万信用”，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天才的光芒，每一次运筹都彰显着超凡的胆识。
原来，人的头脑竟是这样一个便利的所在：于己有责的，便大方地忘了；于己有利的，便慷慨地记起来，还要渲染得无比辉煌，仿佛不是攫取，而是一种恩赐。
他们用最缜密的逻辑，去论证自己的记不清；用最专业的术语，去包装那份不知道。
从“东宫西宫”的派系论，到“女人嫉妒”的心理学，再到“商业精彩”的优越感，一切高深的、玄妙的、乃至荒唐的言辞，都成了掩埋那朴素事实的泥沙。
他们不惜将自己塑造成提线的木偶，或是无知的帮闲，唯独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承担后果的成年人。
罪与非罪的界限，在滔滔不绝的辩解中早已模糊。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，并非那笔被侵占的巨款，而是这种将谎言锻造成铠甲的本领。
当记不清成为最安全的盾牌，当不知道成为最体面的说辞，那么被埋葬的，又何止是一桩案件的真相？或许，被一同埋葬的，还有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点担当与诚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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